- 摘自高智晟文集《神与我们并肩作战》-（1）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饱饭
一九六四年我出生在陕北农村。那是中国人普遍贫穷的时代，我们在这普遍贫穷的环境里又是属于最穷的。记忆中的父亲常常坐在炕头上自言自语“甚么时候才能吃一顿饱饭。”
我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了。父亲在医院那段时间我们已经倾家荡产。他走的时候家里欠了医院80块钱，连尸体都领不出来。那年代80块钱很值钱，对我们家更是天文数字。记得当时一个姓马的老师的哥哥在公社当书记，是他到医院作了个担保，才让我们把尸体抬回去。
从那以后我们家可以说是山穷水尽。家中7个孩子，老大17岁，小的才2～3岁。我几个哥哥，包括姐姐到了 14～15岁时都到外面去“自谋生路”了，长大后曾经问起母亲为甚么这么小的年龄就把我们打发出去，我母亲没说甚么道理，只是说她了解我们。把我们送出去，也许我们能活下来，如果把我们留在家里，可能都得饿死。
父亲去世的第二年，家里就靠我和弟弟满山遍野挖药材维持。那时十天一个集。这十天挖的药材能让下一个十天有饭吃，下一个十天再为下下一个十天挖药材。就这样我和弟弟整整干了两年。
我15岁就和弟弟出去打工，在陕西的黄陵煤窑里挖媒。现在每当看到一幕幕血腥的矿难事故，就想起我们当时的情境。现在由于全社会的关注，有关人员在形式上对这种矿难事故多少还有点顾忌和在乎，那时候死个人真的就像死个蚂蚁。
说是“打工”，实际上我和弟弟一分钱没有挣到。开始我们在一个煤窑里挖媒，把一栋煤拉上将近2.5里的慢上坡，给一块钱。当地人有能力的雇骡子拉，我们就用人力拉。我们年龄最小，力量最弱，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拉出来17栋煤。
在那巷道里只要听到有人大声呵斥或吵嚷，我的心就会发慌，狂跳不止，我就怕他们欺负我弟弟。当时有人要欺负我，我都感到很麻木，无所谓，但他们欺负我弟弟我会觉得揪心的难受。一天下来，把当天拉煤的数字记在窑洞的墙上是我们兄弟俩最兴奋的时刻。9个月下来整面墙上都记满了数字。可后来的结局证明这些数字的唯一意义就是让我们当时活了下来。
那次塌方，把我弟弟的腿给砸了，砸得骨头都露出来了。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疯的在现场找破旧报纸，烧成灰，死命地摁在我弟弟的伤口上。把弟弟从巷道里背出来的时候，头脑里根本没有送医院的意识，只是希望弟弟不用干活，老板给养一段时间。可老板说我们那九个月吃超了，分文不给把我们赶了出来。既然是吃得花销远远大于劳动所得，还顺便把我们那床脏得能敲出声音的被子也扣下了。那一幕是很悲惨的，书上经常说旧社会穷人牛马不如，我们那会真是牛马不如，可那是1980年。
六神无主的我把弟弟背到一个农民废弃的窑洞里，晚上被窑子主人发现了，他和他婆姨来问“你们是不是小偷？”我们不说话，问甚么也不答，觉得自己和死去的人没有甚么区别了。那婆姨非常善良，说“别问了，看来是两个可怜的孩子，就让他们住这吧。”他们走了不到半小时又折回来，给我们送了点吃的。那是他们的食物，那些东西今天想起来真是连猪都不吃。
男主人非常瘦小。我们正吃的时候，他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干活？我迫不及待的说愿意，只要给我吃的，能把我弟弟养活。他说“我们也很穷，你弟弟的饭我们管不起，但你给我干活，我每天付7毛钱。”
当时7毛钱能买到两大袋饼干。我每天去干活，委讬主人给弟弟买两袋饼干，送点水。整整一个月，我两头不见太阳，早上天不亮就去干活，晚上回去天已漆黑了。每天晚上回到窑洞，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我弟弟，感觉他身上的温度，他均匀的呼吸……。
一个月以后，弟弟的腿奇迹般的好了，没有花一分钱的医疗费。穷人的生命力极强。
弟弟好了以后我和他合计，我叫他到西安找二哥，我自己之前给另外一个人修桥打工，他欠我43块的工钱，我要留下来要那些钱。
向那个农民预支了14块钱（我看到他也是向别人借的），我把弟弟送上了车。他在车上，我在下面，我们兄弟俩大哭。当时心里非常茫然，尤其我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弟弟，毕竟他那时候只有15岁。
之后我继续给那农民干活，20天把工钱抵完后，我又多干了一个星期，给他的窑洞倒土。临了这个农民抱着我流着泪说“你是个好孩子。你拿了14块钱以后完全可以走掉，你要走掉了我们心里也不会有多少怨恨，可你不但没走，还给我多干了几天活！”
那段时间我也没甚么复杂的思想，第一是要把那43块钱要回来；第二是想当兵。我的二哥当过三年兵，听说部队上吃得很好，另外我隐隐约约的想过当兵或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我住的窑洞离要钱的地方相隔40公里，我平均两、三天去一趟，每次总是悻悻而归，最后只好放弃，身无分文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（2）路漫漫夜长长
我踏上了回家的路。第一天我一口气走了80里路，到了黄陵县城，一点东西都没吃，肚子饿得很厉害。经过一家食堂的时候，我看到里面的人在炸油条。那时已经是农历的十一月份，我身上穿着一套破旧的上衣。我把衣服脱下来捧上去“我快饿死了，能不能换两根油条？”一个 30多岁的人两手把我脖子一卡拉出门外，说： “小子，你看看这是甚么字，这是他妈的你要饭的地方吗？”我抬头看去，上面写的是“国营食堂”。（96年我回陕北探家的时专门到那铺子去了一趟。还是一家饭馆，但当年的国营食堂改成私人承包了。）
从饭店里被撵出来，我看到一辆拉煤的军车，一个戴领章帽徽的人从车上走下来。从小就知道解放军如何如何好，我走过去扑通跪在人家面前，抱着他的腿说“解放军叔叔，我快饿死了，你行行好给我点吃的吧。”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低头乞求，对方没有一点反应，抬头一看，原来街上走过几个漂亮姑娘，解放军叔叔正盯着姑娘看呢，根本没听我说甚么。这次要饭也失败了。
晚上我挨到了客运站，这时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，我必须到车站，跟着车的方向走，才不至于迷失回家的路。我已经死了要饭的心了，饥肠辘辘地躺在车站的门口过道，浑身冻得直哆嗦。很晚很晚了，听到一个声音问：“娃娃你怎么了？怎么睡在这儿?”我睁开眼睛对蹲在跟前的老头说“我快饿死了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你跟我走吧。”
老头是个石匠，六十来岁，显然是刚干活回来，口里叼个旱烟锅，手上裂着很多口子。到了他住的地方，他手都没洗就秤了一斤面，给我做了一大碗揪面片。我连面带汤全部给他吃得干干净净。聊了一会天，我就在老人的铺上睡着了。第二天天亮，老头交给我一张到延安的车票，又塞给我5块钱。我知道他干一天活才挣一块五毛，这一下子就花了他十三块六毛！我那时候也不知道甚么礼貌，居然连老人的名字都没问就上路了，现在想起来真后悔。
黄陵到延安那一百多公里坐公车半天功夫就到了。到了延安是下午，我咬咬牙吃了个5分钱的羊皮，另加七个饺子，两分钱一个，一共花了一毛九分。记得父亲去世之前很久咱们家就没吃过饺子。当天晚上还睡在延安车站门口。第二天早上天不亮，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我就醒了，起来就朝老家的方向走。
大概走了二十来里路，天亮了，我看到路边有辆老解放牌，一个驾驶员正站在车保险杠上修车，旁边放一个桶。我那时也不知道车上是否要水，提起桶就给人家去找水。从一里地外的水沟把水往回提的时候我心里还忐忐忑忑：他会不会要下这桶水？能不能带我一段？
那司机头都没抬，把水接过去，倒在水箱里，又把桶递给我。这下我心里高兴极了，又给他提了一趟水。水提回来，车也发动起来了，他也不问我到哪去，就说了一个字：“走。”我颠颠地正准备到人家驾驶室里就座，只听他说“去去去，后边去。”后来想起来，那时候我身上的味大得不得了，人家肯定是嫌我脏。不过，管它前边后边，那时候我人生值得喜悦的事情不多，那是我最喜乐的一次了。
这一截路不得了啊，从延安到绥德至少有270公里，当天晚上就到了。到了绥德离我们家还有95公里路，这对我来讲已经是胜利在望了。我没舍得再动用那4快多钱，心想怎么也得把它带回家交给母亲。空着肚子就睡在绥德的长途汽车站。鞋已经没有脚后跟了，我把钱塞在鞋子里面就躺下了。
半夜感觉屁股被人梆梆踢了两脚，踢我的人还直接给了我个名字“小偷，你在这干嘛？我们是民兵小分队。”
我说“你看到我在干嘛？”
“你他妈还嘴硬！走！”
小分队把我押倒车站警卫室，里面有个老头正就着一个废汽油箱烧炭烤火。他们把我交给那老头，扔下一句“明天再来收拾你”，就继续巡逻去了。
我哭哭啼啼给那老头讲我的经历，我那时也有心计，想用我悲惨的经历打动老头，把我给放了。老头听了半天，站起来，一声不哼，从外边把门一锁，走了。我想他一定是烦我唠叨。没想到过一会他又回来了，从怀里掏出两个大红薯放在炭火上。等红薯烤好了，他把红薯塞我手上，开口说了第一句话：“娃娃，把这红薯吃了。我知道你不是坏人。他们明天要把你带到采石场采石，那是无限期的，甚么时候他们高兴才能放你。你快回家，当兵找你的出路去。大不了他们明天来把我打一顿。”
哎呀，虽然黄陵城里要饭难，但这一路上，好人真不少！
回到家里，亲人久别重逢，免不了一番大哭。那些年咱一家人为了吃上饭各奔东西，家里任何两个人碰面都是哭，先哭一阵子再说话。离别难，相见更难啊！
母亲不同意我当兵。她不同意是有理由的，当年父亲病中要输血，我们负不起那个钱，就在我哥哥、姐姐身上抽。在我大哥身上抽得最多，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垮了。父亲去世以后，所有的重担又都落在我大哥一人身上，母亲是心疼大哥。
可我去意已定，我当时冲着哭哭啼啼的母亲喊的一句话，现在想起来都很痛苦。我对母亲说：“你既然没有能力安排我上学，就证明你没有能力安排我的人生，那我就自己安排。”最后，还是母亲让步了。
当兵三年对我的人生影响比较大。首先让我认识到了外面有别于老家、有别于民工群体的世界，多了一个认识问题的角度，或者说，认识问题的过程和氛围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而我也从最初只是希望能有一口好的吃，到奢望部队能不能安排个工作？然而，那个年代对农村制度性的歧视是公开的、明显的，农村兵从来都是哪儿来还回哪儿去。
终于接到了复原命令，所谓“复原”，就是回老家种地。我是站着听到这个消息的，听到消息后一下子就蹲下了，一蹲下鼻子流了好多血。人在希望突然幻灭时，会引起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生理反应。
（3）天道酬勤
96年我们家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。我94年自学大专毕业，95年考取了律师资格，96年开业当律师。这两年的变化非常快，迅速的扭转了自己的人生和家里的经济环境。母亲最近对别人说她享了七年福。算起来就正是我做律师的七年。母亲苦了一辈子，在她晚年的时候我终于尽了一些力量让她过上了一段好日子。
从部队复原后，我四处打工、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菜，甚么都干，活得狼狈且渺茫，但心里还有一种期待－－未来我会好起来的。
91 年我卖菜，那时候还没有小塑料袋，很多机关的干部是用报纸包菜，记得那天有个人买我的菜的时候，撕下半张报纸包菜，另一半扔在地上走了。我把他扔下的报纸捡起来，是《法制日报》，上面写着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十五万名律师，自学法律大专将是考取律师的最佳途径。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心里跃跃欲试：只要每年能考过一门，14门课程大不了14年就能拿下了。
那几年我走路在看书，坐公共汽车，也保证是一个手抓着扶手，另一个手在读书。心里总在告诉自己：我在积蓄成功的能量。结果很幸运，头一年我报考三门，三门都过了。14门课程我两年半全拿了下来，94年获得法律大专文凭。
毕业那天人们很激动，许多人和朋友、家人一起庆祝去了，我心里很平静，因为这不是我的终极目标，我的目标在大专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清晰了，就是要考取律师资格。拿到毕业证书我迳直就奔书店。等我把那套《律师资格考试》大致翻完之后已经浑身是汗。94、95年考取律师资格只有1％的录取率，考生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我一个年届30,半路出家的泥腿子，成功的机率几乎等于零。
我在书店里徘徊了许久，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下这套价格187元的书。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非常拮据，187元不是个小数目，更要命的是，拚搏还没开始，失败似乎已经摆在那了。翻来覆去考虑的结果，我还是把那套书抱回了家。
律师资格考得异常艰苦。人家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，试前三个月，我和另外4个考生在一家招待所包了间房子，两块钱一晚上，每天学习到早晨5点，用冷水洗把脸就去上班。那时候心情非常亢奋，感觉今年考试只要有一个人成功，那就是我。我就是未来的律师，应该说那种亢奋状态使我支撑了下来。那一年我考上了。
有些事情现在看上去很具戏剧性。每年律师资格考试之前，律师学会都要请资深律师给应考生讲课。94年的辅导课有五百多人。年青人喜欢互相攀比，像我这样低学历的考生，很多人根本瞧不起。那天课间休息时大家在那玩，我说，“有一个数字大家要是知道的话，可能都不会这么开心了。如果我们新疆考生要和全国水平持平，今年我们这五百人里面只能考上五个人。”
当时就有一个很牛比的，二十来岁的正连级的军官冲着我说“高智晟，就是考上一百个也不会有你。”
我那会自尊相当脆弱，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，上去就把人家的衣领揪住问：“您叫甚么名字？”
“我叫方晓波（化名）。怎么，你要打架？”
我狠狠地扔给他一句话“方晓波，明年你就在此地听我讲课。”趁着那家伙惊讶得目瞪口呆，我又加了一句：“记住高智晟这个名字，它会让你记住一生。”
姓方的也不软乎：“好！大伙作证，明年别说他来讲课，只要他能考上，我叫他一辈子老师！”
……
第二年，我果然登上了给律师资格考生讲课的讲坛，在那五～六百听课的考生当中，果然就有方晓波。
我往讲坛上走的时候喊了一声“方晓波”
军人嘛，“到！”他刷的就站笔直了。
我说：“您坐下。去年咱俩约定再次在这个教室里共同学习，看来我们都是说话算数的，只不过今年的学习你我是面对面的。”
这事以后，咱俩做了朋友。
那一次的讲课效果很不错。课讲完以后，方晓波上来问我：“高老师，你怎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这一步？”我说“你小子今年还考不上。你怎么知道那是一下子，而不是两下子或者一百下子？”
我说的是事实，对我来说那的确不是“一下子”。
那一年，我经常早早起来，对着麦田，把稻麦当成听课的人给他们讲课。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推销自己。乌鲁木齐的冬天非常冷，冻得你面部的肌肉都麻木了，每到一家办公大楼，我一定是直奔洗手间。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穷，穿得比较单薄。厕所有暖气，我要呆在那里面，甚么时候对着镜子觉得说话自如了，才走进人家的办公室。
大部份律师推销自己都是标榜自己跟法官如何如何有关系。我没有这些关系，都是实话实说。我为大学、工厂、企业、部队举办了47场免费的法制报告，最多的时候听众有几千人。那些单位后来大都成了我的客户。
包括给考生讲课的机会也是这么争取来的。我设计、打印了讲课效果问卷调查表，然后跑到律师学会做决策的人面前，告诉他们我想给考生讲课。他们很惊讶，问我是谁。我说我去年是听课的考生，我最知道考生需要甚么。你今年给我一个机会，500人听课，如果有5个人在我第一堂课讲完以后说我讲得不好，我站在门口让每个人抽我一巴掌。
我做的所有这些不是因为跟谁打了那场赌，我是以极高的亢奋和热情准备迎接未来在律师领域的搏击。
最被自己感动的是那一年我没有拿过听课单位的一个红包，没有吃过他们的一次“请客”。一方面每作完一场报告我拒绝了至少有五、六百元的红包，另一方面每次讲完课坐公车回家，我经常为了节省一毛钱而提前一、两个站下车；因为吃不起外面的饭，经常是饿着肚子。这一年，我大规模的、多次的、高频度地对一个律师所必需的语言艺术、语速和应对各种大场面的从容进行了砺练，锻练和考验了自己的韧性，也奠定了自己在律师行业中的操守。
(来源: 高智晟文集<<神与我们并肩作战>> 第一章: 琴心剑胆)
